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革命战争时期的无线电事业发展

时间:2021-07-14 来源:人民邮电报

1921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从开天辟地到日新月异,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伴随着党的发展壮大,红色电波传递党的声音,发布党的命令,助力中国革命取得了一场又一场伟大胜利。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讲话指出,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注重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
  为庆祝建党100周年,本文回顾整理了党领导下的无线电事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发展历程,旨在激励广大无线电管理工作者从红色历史中启迪智慧、汲取力量,不断砥砺初心、牢记使命,以更加昂扬的奋斗姿态投身到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中。


红色电波现萌芽
  在我党的无线电队伍建立之前,信息都是派专人传送。南昌起义后,中共中央逐步重视无线电通信,开始培养无线电人才。从此,我党我军的无线电事业迅速发展起来。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在起义的过程中,各起义部队采取了运动通信、简易信号通信、有线电通信等形式。
  1928年6月,中央派方仲如、陈昌浩、毛齐华等六人到“国际无线电训练班”学习收发报技术。1929年1月,又选派涂作潮、宋濂等四人到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


白手起家制电台
  1928年10月,参加“中共六大”后归国的周恩来,根据六大会议指示,选派李强、张沈川在上海沪西极司菲尔路(现万航渡路)福康里9号的一幢三层楼房内研究无线电技术,建立了我党的第一个秘密电台。1929年10月,试制成第一套收发报机,培训出第一批报务员,在我党无线电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李强是原中共中央军事部特科交通科长(后改为通信科),1928年奉周恩来指示,秘密学习无线电机务技术,后同张沈川一起秘密培训无线电技术人员。
  张沈川是原上海法租界地方党支部书记,1928年11月,奉周恩来指示化名考入上海无线电学校学习,毕业后,参与秘密培训无线电技术人员工作。
  1928年12月,李强奉命在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下,与黄尚英一起在香港九龙弥敦道建立秘密电台。1930年1月,南方局电台与上海党中央电台沟通联络,这是我党第一次进行无线电通信联络。黄尚英因工作过度紧张,积劳成疾,1930年5月由香港到杭州治疗,8月21日不幸逝世。


“半部电台”奠根基
  1930年12月30日,红一方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战斗中歼灭了国民党军张辉瓒第18师两个旅和师部直属队,缴获了一部15W电台。当时红军战士不认识电台,将发报机砸坏了,只剩下收报机,它陪着红军战士走完了漫漫长征路,在一次次战斗中立下大功。
  1931年1月3日,红一方面军在东韶歼敌谭道源第50师的战斗中,缴获了一部完整电台。当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在宁都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驻地接见了刚参加红军的王诤和刘寅等人,鼓励他们为发展红军的无线电通信事业而努力工作。
  1931年1月中旬,红军在江西省宁都县小布镇创建了第一个无线电队。


红军缴获的“半部电台”。

无线电队首任政治委员冯文彬。

无线电首任队长王诤。

  1931年2月初,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在江西省宁都县小布镇开办。开学时,朱德亲临讲话,毛泽东曾到训练班给学员讲党课——“鲁班石”的故事。他说:“没有无线电台,就像造桥缺少‘鲁班石’一样。”他鼓励训练班学员努力学习钻研无线电技术和业务。从此,“当好革命事业的‘鲁班石’”成了无线电人的座右铭。自1931年2月起到1934年10月开始长征止,中央红军总部共举办无线电培训班11期,先后培训报务、机务、电话、司号、旗语等各类通信人员2100余人,造就了中央红军第一批无线电技术人员,对以后的中国革命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反“围剿”中显神威
  第一个无线电队成立之初,由于王诤熟悉国民党军队电台简易密码和呼号,可以通过抄收敌军的电报来掌握敌军的番号、驻地及行动意图,从而在历次反“围剿”中立下大功。
  1931年4月1日,国民党军开始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5月12日18时,王诤侦听到驻富田的敌28师电台与该师设在吉安留守处电台用明语交谈。师部电台:“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吉安电台:“到哪里去?”师部电台答:“东固(当时红军总部所在地)。”东固当时正是红一方面军总部驻地,王诤和冯文彬一道向上级作了报告。毛泽东和朱德依据这一情报,立即下令:“夜12时起床,1时吃饭完毕,2时半集合,3时出发,于拂晓前占领东固有利地形,坚决消灭来犯之28师。”
  第二天早晨,敌人果然如期来犯。结果,在红军的伏击下,敌军很快瓦解,不但歼灭了敌28师全部人马,还消灭了同来的敌40师一个旅的大部分兵力,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初战胜利。
  7月23日16时,在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红三军军部电台报务员曹丹辉侦收到一份何应钦致各路军的万万火急电报,得知敌方正集中兵力,企图在赣江边围歼红军。红一方面军总部根据这一情报,决定向莲塘、良村、黄陂方向突击,历时4天,三战三捷。




红军无线电队部分成员合影。


  1932年春,中央根据地陆续与鄂西、鄂豫皖根据地建立了无线电联络,毛泽东对无线电联络网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由于无线电的存在,纵使我们在农村环境中,但我们在政治上却不是孤立的,我们和全国、全世界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同时,纵使革命在各个农村是被分割的,而经过无线电,也就能形成集中的指导了。”
  在第一次反“围剿”至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红一方面军共缴获国民党军队电台28部,红二、六方面军共缴获9部,红四方面军缴获13部,这为红军设置电台,建立无线电队伍提供了较好的物质条件。
  1934年1月,中革军委机关进行整顿扩编,成立了一、二、三、四局。原无线电总队从事侦收工作的人员与军委侦察科合并组成二局,负责无线电侦听等技术侦察工作。二局由曾希圣任局长,钱壮飞、谭震林任副局长。此外,通信联络局改称三局,负责包括无线、有线及简易信号通信在内的通信联络工作,王诤任三局局长,伍云甫任副局长,翁英、伍云甫先后任政委。


红军突围显神通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开始后,军委三局对无线电实行统一组织,以无线电为主保障红军的指挥和协同,对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后,在敌机不断轰炸的情况下,军委三局电台人员不顾个人安危,把遵义会议精神通过无线电传遍全军。
  “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进行了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毛泽东之所以能灵活自如地使红军迂回穿插于敌人数十万重兵之间,无线电通信和侦察发挥了重要作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重大战略决策几乎都是通过无线电及时传达到各部队的。四渡赤水战役期间,共收发电报300多份,其中由朱德总司令亲自签发的电报就达200份。
  特别是1935年2月18日,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军委二局派一部电台执行佯动任务,吸引追敌,使中央红军主力趁机连下桐梓、遵义,击溃贵州军阀王家烈8个团,消灭国民党嫡系吴奇伟两个师,打了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红军在陕北胜利会师,结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革命从此转危为安。


红色声音传四方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拉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抗战期间,我党我军根据形势的发展及战局演变,进一步加快了红色通信网建设。
  自1931年红军缴获第一部电台开始,刚成立的无线电队便抄收境外和国民党通讯社的消息并侦听敌军情报送给首长参阅,当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他们送来的电讯后,大加赞赏:“太好了!让我大开了眼界,这是没有纸的‘报纸’啊!”从此,他们便开始将每日抄收的国内外要闻送给毛泽东等领导参阅,由此诞生了一直延续至今的《参考消息》。
  1937年1月,始建于中央苏区的“红色中华通讯社”改名为“新华通讯社”,每日通过无线电台播发2000字的中文电讯稿。1937年4月,新华社成立新闻台,军委三局负责业务指导、技术人员调配和技术保障等工作。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撰写《论持久战》,并通过短波电台向全党播发。
  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第一次使用呼号(XNCR)向世界广播。这是我党第一个口语广播电台,也是新华社第一次直接用语音播报新闻。与国民党电台软绵绵的播音风格截然不同,延安台的播音自然、亲切、响亮,让人们的精神为之一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开播,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恐慌,下令中统和军统侦测延安台台址并布置河南广播电台“就近干扰”,他们把这称为“海陆空三条战线之外的第四战线”。在军委三局的帮助下,延安台不断与国民党当局的侦测、干扰周旋,确保延安的声音每天飞向万里长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第一个广播电台,标志着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广播事业从此诞生。


克敌制胜建奇功
  抗战期间,我党我军根据形势的发展及战局演变,逐步构建以延安为中心,沟通党政军,辐射全国各部队、各根据地、游击区的无线电指挥通信体系。
  1938年6月,军委三局延安通信材料厂正式成立,开始为部队生产制造和装配各类型电台。1940年7月7日,毛泽东参观军委三局通信材料厂时,为工厂题词:“发展创造力,任何困难可以克服,通讯材料的自制就是证明。”


晋察冀军区无线电高级训练班学员在学习无线电技术。

到1940年,华北各战区已有电台160余部,华中、江南各部队已有电台近60部,初步建成以延安为中心,沟通党政军,辐射全国的短波无线电指挥通信网络。
  1939年秋,军委三局筹办《通信战士》刊物,旨在宣传科学知识、交流通信理论和工作经验体会。1941年10月10日,毛泽东为《通信战士》创刊一周年题词:“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


重庆谈判保通联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军委三局设专门电台不间断工作,保障了党中央、中央军委与毛泽东、周恩来之间的通信联络。

  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严密封锁,原有电台被查封,王诤派出通信战士突破特务的包围监视,在毛泽东住处设立小功率电台。
  谈判期间,毛泽东总揽全局、指挥若定,最终顺利签署了《双十协定》,无线电发挥了重要作用。


转战陕北谋新局
  1946年6月,蒋介石反动集团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内战全面爆发。解放战争期间,无线电短波电台成为党中央运筹帷幄、掌控全国战局的杀手锏。

1937年7月5日,红二方面军无线电大队人员在陕北合影。

1947年3月19日起,中共中央开始转战陕北。无线电台成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挥前线的唯一工具。中央前委成立了中央支队(昆仑支队),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委。中央支队下设三个大队:一大队负责通信联络;二大队负责无线电情报侦破;三大队由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组成。周恩来打比喻说:“中央委员加电台,等于党中央。”任弼时不慌不忙地解释说:“毛主席、周副主席、陆定一和我是四个中央委员,加上三个电台大队,不就是党中央吗?”
  1947年6月,孟良崮战役中,我军用一部隐蔽电台伪装华野总部电台,迷惑敌军的侦测人员,为夺取战役胜利立下了大功。
  1947年7月,毛泽东与随同机要人员在小河村召开机要电台保密工作会议,专题研究加强机要台保密工作的具体措施。


运筹帷幄定乾坤
  1948年5月,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移驻西柏坡。在中国革命的决胜阶段,毛泽东通过短波电台发出一封封电报,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打出了一个新中国。
  在解放战争的决胜阶段,无线电台的功效发挥到极致,毛泽东亲自批阅的电报达千余份,中央军委发往前线的电报共计408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42天内歼敌154万余人,基本摧毁了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周恩来曾风趣地说:“我们这个指挥部是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我们一不发人,二不发枪,三不发粮,天天发电报,就把敌人打败了。”
  1948年10月15日,在辽沈战役期间,我军破译了廖耀湘兵团的电报,侦测到廖兵团在胡家窝棚附近,并火速发起攻击,炸毁廖兵团指挥部。而后我军通过侦听掌握了廖兵团的行动计划和路线,迅速有效地采取了措施,击溃了廖耀湘部,俘虏了廖耀湘。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由西柏坡迁入北平,进驻香山。1949年4月21日,军委三局无线电总台在西山八大处发出了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签署的电报——《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领土完整。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中华民族的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


作者:杨昀潮 刘仲亚